“团宠”玛德琳和“孤勇者”皮皮：谁才是儿童

同往期多篇文章一样，今天这篇评论并非只为了评论《玛德琳的营救》这本凯迪克金奖作品，而是由玛德琳的形象，延伸到与她较为相似的长袜子皮皮，试图探讨怎样的人物才是“纯儿童文学”的灵魂人物。

从发色选择上，我们能看出这些人物被塑造时作者企图为他们赋予的“功能”、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某些“意义”。这是作者对读者的暗示，如果我们成长在那个经验传统中，就会更快地接收到这个信息，在故事展开前我们就大概率能猜到这两个小姑娘的基本性格特点。

我在文中重点论述了现代童年文化中被建构的“天真精神”及其对成人“经验世界”的批判性两个特质，于是，举文本为例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儿童文学史上一大群活泼可爱、调皮捣蛋的主人公。

长袜子皮皮

1976年一项对凯迪克奖（1938-1974）的性别研究发现，这些获奖绘本的女性人物中在82％的时间里都扮演着从属于男性的角色，58％的时间出现在家庭环境中，83％的时间里表现出养育行为，69％的时间里是在从事看护工作，超过一半以上的失败情节发生在女性身上，从1938年至1974年近四十年里的凯奖绘本中唯一一位对情节而言勉强算是重要的“职业女性”竟是《玛德琳的营救》里的修女克拉维尔小姐。这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美国，二战之后女性从各种工作岗位退回到家庭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失落的主妇”与后来第二波性别平权运动的兴起息息相关。

皮皮的第三次重大冒犯是在应隔壁小伙伴之邀参加茶会时。面对持守许多社交礼仪实际上却做作、偏狭的中上阶层主妇，皮皮不断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试图纠正她们对女仆的歧视和污名。直到最后被赶出去，皮皮一面展现了“人格贵重”的真义——它不是建筑在特权之上的繁琐规则和虚伪礼数，而是处在落寞抱屈的地位之时对世界仍然能够保持善意和尊重，另一面又坚持不懈地对已远去的主妇们快乐地大声重复自己对仆妇的看法。

但在我们今天看来，本作的保守性却一定比它诞生之时更加明显。可能正是因为世界儿童文学中与玛德琳相似的小女孩并不少见，我在最初阅读它时便很容易地代入了一种先见的人物光晕，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可爱调皮、不驯服的小女孩。今天再次阅读时，却发现并非如此，事实可能相差甚远。

回到绘本中，我们会发现玛德琳主动逾矩的时候其实并不多，更多情节上的麻烦来自于外部，比如看护人把玛德琳忘在了摩天轮上，比如玛德琳忽得急病，比如因为护卫队吹号角，她们选中的礼物马忽然带着玛德琳和男孩翻墙逃逸。小玛德琳主动带来的麻烦结果只有这本金奖之作里她因为贪玩跌进河中，但这也不构成对成人经验世界的冒犯，至于偶尔向动物园的老虎说呸呸呸，则更是无伤大雅之举。

《长袜子皮皮》特别版（桥梁书版）插图。（图源：爱心树）

经验世界里尖锐的冒犯者：

往前历数，出卖了耶稣的犹大被认为是红发人——这也被认为是后世艺术作品中红发人野蛮邪恶形象的重要文化渊源，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也会在作品内给邪恶的犹太人（比如夏洛克）设置一头红发来作为标记，《格林童话》的《坟》中把魔鬼称作“红发老魔”，福尔摩斯故事里神秘而带来危险的“红发会”；当然，艺术家们也会利用刻板印象去塑造一些红发女神，比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拉斐尔前派笔下的美人，或者有意去颠覆大众认知，比如英国国民剧《神秘博士》里智慧的时间领主、神秘的doctor（博士）每次转世都祈祷自己拥有一头红发（遗憾的是从未实现），与该剧一贯致力于打破刻板印象与歧视的人本主义情怀相契合。

玛德琳和长袜子皮皮就是在这样的文脉中拥有了红发。

她首先是一位“哭泣的诗人”——正如《米格尔街》里B·沃兹沃斯先生说的那样，“诗人，就是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你哭出来”——然后才是其他。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使一物一人区别于其他的标志性特质。

这其实是第二本玛德琳的故事，第一本《玛德琳》（Madeline）早在1940年就获得过凯迪克银奖。因创作玛德琳而取得巨大成功后，奥地利裔美国作家、插画家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1898-1962）又不断续写玛德琳的故事。

《长袜子皮皮》特别版（桥梁书版）插图。（图源：爱心树）

校对/杨许丽

在前述三场解构表演之外，她的“破格”行为在全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她超越了职业偏见、洞穿了金钱法则的荒谬，她颠覆了一般的交易观、重新定义了价值。假如我们能放下习惯的观察透镜，就能发现她善良、勇敢、正义、友爱，她是儿童文学作家献给世界的礼物，后者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般的儿童人物憧憬一个更好的未来：“一个摆脱了空洞的社会习俗和毫无意义的传统枷锁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获得满足的世界”（戴维·罗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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